科学家低。笔者认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重心应该是解释而不是解读。解释和解读各有长短，但解读方法的弱点是，解读基本上不比较，它得出的知识就缺乏这种方法论上的保障。詹姆斯??斯科特(JamesScott)、杜赞奇，甚至福柯、布迪厄等人采用的都是以理论为核心的解读。他们往往创新出很好的大词(phrase)，比如“道义经济”(moraleconomy)、“日常反抗”(everydayresistance)，但是由于遵循的是一致性原则，他们的理论就无法证伪。譬如，同样是“磨洋工”这样的日常反抗，为什么不同村庄、宗教的人“磨洋工”的方法不一样？为什么有的人“磨洋工”会成功，有的人会被老板开除？再比如杜赞奇，他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个被构造出来的超级文本，但为什么第三世界国家当时都在阐述超级文本，中国的就能成功？为什么清末民初中国的“超级文本”那么多种多样？同样是“超级文本”，梁启超、章炳麟、孙中山等人的“超级文本”是否是一样的？为什么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最后实际上采用的都是梁启超的包容性的公民民族主义(civiationalism)？
其次，由于没有比较，解读往往会被发展成“滥读”。例如，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最近写了一本书，讨论中国古代妇女小脚上的绣花鞋。她的主要观点是，妇女缠小脚和穿绣花鞋增加了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她是怎么得出这个匪夷所思的结论的呢？原来，她认为，女人穿上绣花鞋的病态会唤起男人的怜爱，绣花鞋上的花纹会男人十分欣赏，于是绣花鞋变成了一种权力的载体来控制男人。的确，是有女人会这样算计，但一个女人完全可以利用她的容貌和社会交际能力来控制男人，为什么非要用绣花鞋呢？实际上，我们都知道，缠小脚和绣花鞋反映的是男人对女人的集体性压迫。
最后，由于以理论为导向，这种解读往往很难做出纵向的学术积累。比如萨义德的“他者化”(theother)，一开始的时候是很好的词，发展到最后，结果变成了一个标准解读范式，被当作公式千篇一律地使用，结果不仅发达国家看待发展中国家戴着有色眼镜，而且发展中国家看待发达国家也戴着有色眼镜，这就又成了一个他者化。这就好像女孩子的时装一样，今天是红裙子流行，明天是蓝裙子流行，大家都在跟风。
社会与政治运动理论应该基于解释传统进行讨论。社会科学方法内存在两个本体论性质的问题，第一，什么是人，第二，什么是结构。对于人和结构这两个维度，我们均可以建立经验性的或形式性的假设。两者交叉结合，于是社会科学就有了四种解释方法：
这四种社会科学的解释方法都有自己的特点。以纯粹的形式方法为例，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就是一个重要的形式模型。然而，多数形式模型由于建立在比较简单的假设基础上，并且一般不能预测一个复杂社会事务的发展，因而备受批判，许多学者试图指出奥尔森理论在经验上是错误的，或指出他忽视了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