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比较它得出的知识就缺乏这种方法论上的保障。詹姆斯??斯科特(Jamesscott)、杜赞奇甚至福柯、布迪厄等人采用的都是以理论为核心的解读。他们往往创新出很好的大词(phrase)比如“道义经济” (mora1enety)、“日常反抗” (everydayresistance)但是由于遵循的是一致性原则他们的理论就无法证伪。譬如同样是“磨洋工”这样的日常反抗为什么不同村庄、宗教的人“磨洋工”的方法不一样？为什么有的人“磨洋工”会成功有的人会被老板开除？再比如杜赞奇他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个被构造出来的级文本但为什么第三世界国家当时都在阐述级文本中国的就能成功？为什么清末民初中国的“级文本”那么多种多样？同样是“级文本”梁启、章炳麟、孙中山等人的“级文本”是否是一样的？为什么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最后实际上采用的都是梁启的包容性的公民民族主义(net)？
其次由于没有比较解读往往会被展成“滥读”。例如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最近写了一本书讨论中国古代妇女小脚上的绣花鞋。她的主要观点是妇女缠小脚和穿绣花鞋增加了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她是怎么得出这个匪夷所思的结论的呢？原来她认为女人穿上绣花鞋的病态会唤起男人的怜爱绣花鞋上的花纹会男人十分欣赏于是绣花鞋变成了一种权力的载体来控制男人。的确是有女人会这样算计但一个女人完全可以利用她的容貌和社会交际能力来控制男人为什么非要用绣花鞋呢？实际上我们都知道缠小脚和绣花鞋反映的是男人对女人的集体性压迫。
最后由于以理论为导向这种解读往往很难做出纵向的学术积累。比如萨义德的“他者化”(theother)一开始的时候是很好的词展到最后结果变成了一个标准解读范式被当作公式千篇一律地使用结果不仅达国家看待展中国家戴着有色眼镜而且展中国家看待达国家也戴着有色眼镜这就又成了一个他者化。这就好像女孩子的时装一样今天是红裙子流行明天是蓝裙子流行大家都在跟风。
社会与政治运动理论应该基于解释传统进行讨论。社会科学方法内存在两个本体论性质的问题第一什么是人第二什么是结构。对于人和结构这两个维度我们均可以建立经验性的或形式性的假设。两者交叉结合于是社会科学就有了四种解释方法：
这四种社会科学的解释方法都有自己的特点。以纯粹的形式方法为例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就是一个重要的形式模型。然而多数形式模型由于建立在比较简单的假设基础上并且一般不能预测一个复杂社会事务的展因而备受批判许多学者试图指出奥尔森理论在经验上是错误的或指出他忽视了其他的社会条件。但正如我在别的地方已经指出的那样除极少的情况外大量这样的批判在方法论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形式模型的目的本来就不在于精确预测事物的具体展而在于抓住事物的重要本质因此对形式模型进行简单的经验性批判没有什么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第二种解释方法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