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李潼是打算维持两到三千人、一军的规模。规模太小，不足体现出其意义。如果太多了，也不好完全的掩人耳目。

而且故衣社也并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兵源地，其内部凝聚力在于对那些府兵亡户们的普济救助，如果不能满足这一前提，只是一味的搜刮青壮、组建私军，只是竭泽而渔，就算短时间内能快速壮大，未来很有可能自我崩溃。

不过，武力是有不同的组织形式，军队只是其中最完整强大的一种。既要维持基本的营生，还要聚集相当数量的青壮，也并不是没有别的选择，比如漕运。

讲到漕运，就不得不提隋炀帝这个败家子。大运河的开凿，使得南北之间的物资交流，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有了一个质的提升。

唐代承此余泽，特别在中唐之后，来自江南的漕米更是成为大唐续命的口粮。但是有唐一代，对于漕运其实都缺乏一个系统且有效的管理。

中唐刘晏虽然改革漕运，但侧重点还在于财政方面，没有继续挖掘、基于运河漕运体系而进行的统治模式升级。

唐帝国崩溃之后，五代十国割据遍地，甚至此前的藩镇割据，与此都有莫大的关系。

当然，眼下李潼的筹划还没有宏大到要打通整个漕运航线，甚至敢打漕运的主意，都是近来才有的想法。

原因也很简单，手里权柄不够。

这种事很难私密进行，单单朝内与漕运相关的便有工部下属的水部、户部下属的仓部、司农寺、太府寺、都水监等诸多部门，而在地方上，还有各州县官衙的就近管理。想要不借助官方力量而介入，基本是不可能的。

李潼此前向他奶奶提议本钱缴公，以各地常平仓作为基础，本身就埋下了统筹漕运的一个由头。当然这么大一个摊子，凭眼下的他是很难操作得过来，也没想过要借此掌握主持权。但哪怕只是擦边球的沾上一点，就足够他消化良久了。

目下朝廷漕运模式主要是由在京各司向地方下达调令，然后由各地抽调力役输送都城。但这当中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各地自有宽乡、窄乡之别，户籍分布并不平均，朝廷物调的频率与数量也并不能完全的因地制宜。

而且如今朝廷财政状况实在不好，交钱代役的课钱在岁收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高，各地无役可用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非官方的组织与力量逐渐加入到漕运体系中来便已经成为趋势。

除了上述几点，官方所组织的漕运虚耗巨大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隋唐两朝皇帝有一项重要的活动，那就是逐食东都。

而在高宗朝，就食东都后，从长安到洛阳这一段漕运所省下的脚直运费，便足够支付京官月给俸料。

毕竟官府召集力役，再分派差事，再前往用役地，这路途之间的虚耗包括时间，在农时如火的农耕社会，时间同样也是钱粮。这还没有算其他各式各类的行政冗令。

运河漕运的刚需就摆在那里，几乎一年四季都需要有足够的人力差使。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