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私人会晤之后，身为首相的寺内正毅首先提出构筑总力战体制。在1917年第39次议会上，通过了政府提出的一项跨年度、总额2.6亿日元的追加预算，用于建立八四舰队及扩大与战备有关的电话，煤铁业。1918年的第40次议会上，又通过建立八六舰队和扩充陆军为主的庞大预算。为确保财政收入实现了增税，制定了《军需工厂动员法》和规定国家照顾在战争中负伤人员及遗属义务的《军事救护法》，在内阁设立军务局，还设立了内阁直辖的咨询机构—临时教育会议，强化对人民的臣民教育。寺内的每一项措施都是为了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或间接引起的国内外的动向和思想混乱，对于寺内内阁来说，当务之急是消除由于俄国革命造成的国内混乱，建立宣誓效忠天皇的国家体制。《军需工厂总动员法》赋予了政府统治国民经济的巨大权限。该法律的影响所及，一直延伸到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推行的战时经济统治。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开始对殖民地进行统一经营，内阁设置拓殖局，将迄今为止由内务大臣主管的台湾、朝鲜、桦太的经营权合并在一起。进而由关东都督兼任满铁总裁，首相取代外相直接行使监督权。这样就形成了不是以外务省为正式渠道，而是不论正式还是非正式都可以发挥首相权限的体制。
不过这帮大日本帝国的精英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们在密室里密议的三条制约中国的方略，仅仅几天之后就出现在了被他们成为南支那实际统治者王振宇的案头。
这是怎么回事？还得从去年王振宇亲赴上海谈赴欧参战和金融改革说起。当时在和党务调查部江南总站站长王亚樵闲聊的时候，王振宇在对日情报工作的问题上随口说了一句：“咱们的人不好渗透就找朝鲜人嘛！”
结果王亚樵思路一下子就打开了，他立刻指派戴笠去联系在上海的朝鲜人，开始了对日本各级部门进行渗透的行动。
戴笠的办事能力也确实是厉害，他很快就联系到了后来被韩国人称为国父的朝鲜人金九。而一直在寻求外部势力支持的金九对此自然是一拍即合，他甚至离开朝鲜秘密进入到上海和戴笠取得了联系。
而负责党务调查部的周斓为此事还和军事情报局局长何健进行了秘密会晤，会晤的结果就是党务调查部和军事情报局就军事情报工作进行了分工，双方组建了一个合作机关蓝衣社，专门负责对日情报工作，而戴笠因此担任蓝衣社主任。通过这样一个机构大家实现了情报资源的共享，当然经费上是要共同承担的了。
不过毕竟才渗透了一年不是，按理说想对华最新对策这种级别较高的机密是不可能被潜伏进日本机关的人获取的，但是意外还是发生了。因为对华三策原作者本身就是朝鲜独立军成功打入日本外务省的一个潜伏分子。区别只是这位日本名为北条雄男本名金勇正的朝鲜人不是被培训后送入日本内部的，而是其在成为日本外务省官员后被朝鲜独立军金九他们策反的。其隐蔽性比后期不断向日本各级机关进行渗透的其他朝鲜特务要高的多的多，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