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民营企业的茁壮成长， 中国就不会迎来建国之后的第三个黄金发展时期。
与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经济政策改革严重滞后， 迫使强大起来的民营企业不得不另寻出路。
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即只有对外扩张，才能给民营企业创造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从根本上讲，民营经济能在二零一五年驶上快车道，也与中国参与第二次朝鲜战争有关。
没有对外扩张，就没有民营经济的飞速发展。
按照这个逻辑，傅秀波的对外政策自然非常强硬。
第二次朝鲜战争后，中国没有完全撤军，也没有给予朝鲜全部自主权，与傅秀波积极推动国内经济改革存在必然联系。
可以说，正是在朝鲜挖到了第一桶金，民营经济才能飞速发展。
问题是，朝鲜的资源非常有限、市场规模也非常有限，民营经济要想发展壮大，不但需要更多的资源，还需要更加广阔的市场。
二零二零年，东海战争结束后不久，傅秀波就对民营企业开放了海洋资源开采权。
在国内，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让民营企业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市场，也让民营企业获得了进入国有垄断行业、与国营企业竞争的机会。
傅秀波与易援朝的矛盾，就在这个地方。
在经济层面上，易援朝代表的正是国营企业，或者说是二零一五年之前，国内经济发展的既得利益者。
不可否认，国营企业为国家建设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建国初期，正是众多国营企业，加快了国家工业化进程，打下了现代化的基础，也为随后的经济腾飞创造了条件。正是依靠国家垄断制度，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
中国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否正确，看看印度就能明白。
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不可能长期存在，也不可能长期有效。早在二十世纪七零年代，国营经济就被证明走不通，更有活力的民营经济才是市场主体，才能为国家发展提供主要动力。随后二十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正是民营经济第一次解放取得的成果，也是民营经济重要性的直接体现。
中国经济要想继续飞速发展，就得给民营经济第二次解放。
傅秀波明白这个道理，很多人多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并不表示，所有明白这个道理的人都会这么做。
原因很简单，决定行为的不是认识，而是利益。
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易援朝并不主张给民营经济松绑，反而认为高度发展的民营经济将破坏中国的基本社会结构，造成社会动荡、价值观沦陷、思想混乱，甚至是更加严重的危害。
按照他的观点，必须严格限制民营经济，国家继续垄断战略性行业。
在特殊时期，保持国有垄断没有错，傅秀波也不反对。比如在能源领域，国营三大石油公司仍然占据着六成以上的市场份额，是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