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方仅提“中国领土?主权之尊重” ，而未提尊重“中国行政之完整” ，“是其居心仍欲亡我中国，如其有诚意，则其宣言必须言明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决不能将行政二字删而不提也”；关于第六项，中日经济提携，必须在恢复原状后方可商讨；“我方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可言”；日方有无诚意，以5月25日为期，过此即作罢论?
萧振瀛对和谈前途却有某种乐观，原因无他，乃是由于蒋中正一直心情矛盾，举棋不定的态度让他看到了武汉方面接受日方要价的可能性。
早在5月2日，蒋中正就曾与幕僚研究和议的弊害，认为可能出现三种状况：一是停战后日方不撤兵或不交还华北；二是西北扰乱，不听命令并以此作为动摇中央政府的有力武器；三是英美及赤俄不悦。蒋介石称这为“皆应注意”的“三害”。
5月4日，蒋介石研究和议之“险点”，并在日记中云：“一、敌已设支那院与特务总监，岂肯轻易放弃？二、停战后敌如要求政府立刻配合向西北攻击，则应如何？三、若击败西北之后日军不予撤军，则应如何？四、我对内如何宣言？五、对死伤军民如何抚慰？此皆应待萧振瀛及和知具体办法时决定之。”
6日，蒋又在日记云：“敌既欲求和而又稽延不决，以探我军虚实缓急之情，鬼可鄙，惯施其伎俩?余惟以拙制巧，以静制动而已。”
7日，日记又云：“注意敌来求和是否为缓兵消耗我主力之计，故应确定其限期，不可拖延时日?”、“至于军事协定与经济协定，绝对拒绝。”
既然蒋中正对日本保有警惕，那么日本人也就无法轻易的摄取在战场上得不到的战果，而且双方的媾和谈判都带有缓兵之计的图谋，因此在紧锣密鼓的私下谈判的同时，双方之间也多次出现以打促和的局面。不过不同于这些由军部或外务省主导的三心两意的和谈，由所谓日本“民间人士”出马的和平斡旋相对就显得更加真诚了一些。
例如萱野长知与川平吉两人的行动就是此例。
萱野在辛亥革命前曾参加中国同盟会，与孙中山?黄兴友善，多次支持或直接参加同盟会行动。川平吉也曾支持辛亥革命，组织有邻会，提倡日中友好，1927年时曾任铁道大臣，是已经退出日本政坛的元老级人物。此二人在头山满的推动下，得到近卫首相等政要支持，出面在中日间斡旋和平。
萱野?川在香港除与武汉特使杜石山等人谈判外，还曾于5月6日约见在香港的张季鸾。会谈时川表示：日政界多数人愿“和”，但少壮军人有领土野心，如果“和”不了，日本可能会以重兵驻扎华北及沿海，永久占领半个中国?
张季鸾回应道：“中国纯以保卫国家为目的，只求日本承认中国为对等的独立国家，达到此目的，一定“和”，否则，一定拼命打。”关于日本要求与中国订立反赤协定一事，张表示：这就等于让中国“无端抛弃抗战以来同情中国之英、法、美、俄诸朋友，与中俄(互不侵犯条约在精神上亦有抵触也”。关于西北，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