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特别强调他们在东亚的文化使命。他们认为这一文化使命是保存那些成为共荣圈组成部分的国家的传统的社会和宗教影响并消除外来的西方影响。日本人到处谋求加强亚洲社会的独裁主义思想、家长权力至上的观念、血亲观念、集体负责的原则和妇女卑贱观念。
在“满洲国”和中国关内他们谋求复兴儒教特别是王道观念——日本的孝道主要来源于王道以此来让当地的百姓放弃反抗日军的想法。在暹罗和缅甸他们以佛教支持者的面目出现谋求加强暹罗和日本的佛教界之间的关系。在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他们同样宣称尊重伊斯兰教；在菲律宾宣称尊重天主教。天主教虽然是西方传来的但起码也是独裁主义的；他们谋求同梵蒂冈建立友好关系。的确他们经常告诫菲律宾人要记住自己是亚洲人但是反西方宣传是针对美国的影响而不是针对西班牙和罗马的传统。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往往使日本人陷于宗教上的矛盾——如在把四个北部马来邦重新割让给暹罗这件事上就是如此。当时暹罗政府着手委派军人作为这些邦的行政官而且歧视穆斯林禁止他们的一夫多妻制和对不能读写暹罗文的马来人额外征税。在东印度群岛日本人对明确的穆斯林宗教政治组织的支持同印尼民族主义者那种更为世俗的、包罗一切的愿望是背道而驰的。
但是在一个问题上日本人是始终一贯的——要努力给予他们所统治的各族人民这样的印象：他们必须把日本看作是亚洲文明和文化的领袖。据说日本的力量主要来自日本的道德和精神理想——特别是忠孝的理想它的亚洲伙伴仿效这些理想是有好处的。正如上文所述日本人在他们的占领地区到处竭力要使日语成为居民的第二语言。从日本派来大批教师不仅讲授日本语言而且讲授日本的伦理学和历史。日本的国定假日如“纪元节”（日本帝国国庆日）和“天皇节”（天皇诞辰）成了整个大东亚庆祝的正式节日。日本人也强调他们同暹罗人、菲律宾人和马来人的（真的或者是假想的）种族亲缘关系。根据这一切可以推断如果日本能够保持对这些地区的控制的话它将最终努力使这些地区日本化就象它企图使朝鲜日本化那样。事实上谁都不清楚日本的所谓“纪元节”是怎么推算出来的。
计划中的大东亚政治结构是从“八纮一字”的观念中得来的。“八纮一字”原指在天皇护佑下日本本土各岛的政治统一；而现在将它扩大到包括整个东亚。日本将成为“领导国”领导它的一些卫星国；这些卫星国在政治上隶属于日本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它们的基本义务就是共荣圈成员的义务。日本投降后盟国的调查人员现了日本打算最后处置征服地区的证据如果它能够保持控制这些地区的话。这一证据是外务省的一份草稿日期是1941年12月14日。当时的外务相东乡茂德向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电述他没有参与制订这个计划甚至从未看到过也从未听到88过这个计划。他认为这一定是某一下级官员拟定的计划草稿没有任何约束权力。这个计划规定新加坡岛、海峡殖民地、英属北婆罗洲和沙捞越应成为日本领土由驻在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