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先秦时期起，所有明智的政治家，都十分重视对各级官吏的严格要求和管理。查阅历代纪元表，桓公二年。即是公元前710年。屈指算来，距今已然2721年了。在那个遥远的年代，我国古代的政治家，就提出了如此振聋发聩的伟大思想，怎能不让我们这些炎黄子孙感到由衷的钦佩和自豪！这个光辉的思想。影响了由古至今一代代的政治家。从正面来说，这个思想，是所有志存高远、雄才大略的明君贤相，恪守不渝而又行之有效的治国方略；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每一个太平盛世的铺垫基石。
从反面来看，我国历史上，每一个积贫积弱、乱象丛生、**溃烂的朝代，又无不是违背了这个思想所酿成的苦果。国家之兴衰治乱，原因多种多样，千差万别，但追根溯源，九九归一，根子大都出在“吏治” 上。从这个思想共识出发，以治国安民为己任的政治家们，自然就领悟并推导出了“治国先治吏” 的治国方略。
被史家誉为“西汉中兴之帝”的汉宣帝，在总结自己的治国经验时，曾经深有感触地说：“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也。”。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政论家，与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四大著名启蒙思想家”的唐甄，在他的名著《潜书》中写道：“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而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
这自然是观察了多少个朝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结论。吏治清廉，则国泰民安；吏治**，则国破家亡。披览史籍，悠悠五千年文明史，正反两方面的实例，俯拾皆是，不胜枚举也。古语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回首历史，我们完全可以说：国家之兴衰治乱，“成也吏治，败也吏治。”叶老四洋洋洒洒一通长篇大论，发泄心中的郁闷之气。“然而人类总是在愚蠢的重复不断的犯同一种错误。”
贺军尧食指轻轻叩着扶手，不说别的，单单就抚恤金案件，就向南儿说的，贪腐也是积少成多，贪腐时间长达十年，这么长的时间还不是上下沆瀣一气。他们真的都是吃干饭的。
“不是犯同一种错误，而是人性如此。”贺军尧已有所感道。
“戈氏上台，引领苏联国家进行所谓民主的、人道的体制改革，改革嘛，既然要“改”那就必定会“动”，而这一个“动”，就势必会打破原有的利益非配结构，从而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戈氏的改革动作搞得很大，他可以说是从根本上触动了整个国家领导层的根本利益。你想想戈氏面对着庞大纠葛的利益团体，能成功简直就是见鬼了。因此，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戈氏的所谓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他最终的结果除了引火烧身之外，不会有其他任何收获。”叶老四接着道。
“未来如何变？”贺军尧道，“戈氏上台后，苏共逐渐分裂成三大派：以利氏为首的“传统派”、以戈氏为首的“中间派”和以叶氏为首的“激进派”。“传统派”主张在苏共的领导下，以马列主义为基本原理，逐步推进苏联的改革。“激进派”则不相信**，打着“反**”旗号吸引群众的支持。这两派尖锐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