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要通过别的书令程序才能调度人马。而这新设的勾院， 却能直接在衙下养兵，危险性便陡增起来。
眼见到群臣凛然模样，李潼不免微微一笑。财赋历来都是立国之根本，特别因世博会所衍生出来的一系列收入，都是在原本政府收入之外的新财源，无论怎么重视都不为过。
商贸的收入不同于以往的赋税收入，天下籍户田亩在一定时期内自有定数，对此进行的勾检可以按照流程进行。
可是商贸的一大特点就是高流通性，若再用旧法子实施监察，就算查出来什么问题，相关人事及罪证只怕也早已经消失一空。
所以针对这方面财政的管理与审计，必须要灵活高效，为此不惜诸权汇于一司。
勾院文武二使配合行事，格辅元与朱敬则都是官德极高的人选，而郭达则是他绝对的心腹爪牙。为了避免宰相当司典兵的情况，他还特意罢免了格辅元的相位。
从高宗时期开始，尚书左右仆射便加同中书门下号参政，到了开元年间不加参政号者便不属于宰相，唯当省直事。
若是寻常时节，朝廷做出这样的新人事决定，少不了会生出一通争执。
诸如枢密院的设置，就是用了很长的时间，从行台时期开始便分设小司，一直到了去年张仁愿入朝才正式设立枢密院，诸司公务纳入一院又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至于设立更早的集英馆，眼下仍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存在，还是遭到旧有机构的排斥。
像在不久前开始的冬集铨选中，李潼提议集英馆诸学士的观历注入官资中，却遭到了选司与宰相们的反对。至于理由，则就是集英诸员虽伴驾近侍，但却功不彰于朝轨、事不明于典章，凭幸注资，恐乱选法！
朝臣们反对理由也很正当，集英馆眼下只是近侍备问，甚至连真正的侍臣都算不上，两名学士李峤与马怀素都是以别职在馆，下属的馆生有的干脆连正经官身都无，也实在是无从注历考核。
若连这样的存在都纳入官资之中进行铨授，那选法的标准就遭到破坏了。如此官资的含金量完全无从体现，难免会遭到鱼目混珠的讥讽，甚至还不如摆明了走后门的斜封官。
哪怕身为帝王，也有绕不开的规矩，制度之所存在，意义不只在于能否切实执行，更在于提供了一个行事的是非标准。
这里面也有一个比较显著的例子，那就是早年的宰相刘祎之。
刘祎之北门学士出身，原本也算是女皇心腹，却在武周革命前夕因为反对武则天称制而遭到杀害，临死之前还要说上一句“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
人的身份立场不同，所秉承的坚持便不同。刘祎之北门得幸，高居宰执后便要维护中书、门下的制度。虽然最终难免一死，但由此一言可以宣告他是遭到了冤杀，而非确有其罪。
李潼这一次之所以能一步到位的设置勾院，且不遭到宰相与群臣的反对，一则是勾院所处理的乃是旧体制不能处理的新问题，二则此事的确迫在眉睫、事关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