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的存在，眼下朝堂中怕就要出现两三个犯言直谏的人，甚至就连朱敬则这个坚持原则的宪台长官怕都要抗拒任命。
大唐官制完整，想要进行全面的改革并非朝夕之功，而且在没有切实需求的情况下，也实在没有必要过度残害原本就已经存在且尚能运行的系统。
无论枢密院，还是新设的勾院，李潼主要的意图还不是设立新的机构，而是给朝廷灌输一种理念，那就是遇事置院、连署办公，绕开原本程事繁琐的刻碎治事，削减行政的成本，提高办事的效率。
至于院这种新的行政单位究竟要设置多少，不必刻意的去追求，遇事则置，大臣领衔，事了则罢，悉归本署。只有遇到了频繁产生的相同事务需要反复设院，才最终考虑作为常设的机构保留下来。
眼下中枢制度还需要进行调整，所以院的设置与罢除以及相关事员的任命，自然掌握在李潼这个圣人手中。未来中枢调整稳定下来，可以渐渐的分拨给政事堂。
早朝结束之后，圣驾回返内朝，并在内朝延英殿召见诸宰相并台省官长们，继续商讨事务。
这种情形，又可以引申出一个中晚唐比较重要的决策制度，那就是延英奏对。
中晚唐时期，地方藩镇割据，中央权力衰弱，皇帝又常受太监挟持，政事堂作为国家政令最高决策机构早已经名存实亡。皇帝便常在延英殿召见宰相并大臣，商讨并决策国务政令。
其实这种形式早已存在，早在高宗时期开始，便常常在延英殿召见宰相议事。废王立武过程中，褚遂良激烈反对废后而触怒武则天，暴喝“何不扑杀此獠”，就发生在这一场景中。
皇帝之所以不在外朝召见臣员、或是参与政事堂会议，要么是威望不足，对朝政情况失于完全的把控，要么是要做的事情不符合朝论舆情，自然不会去外朝堂与政事堂这些朝臣们的主场。
李潼的情况自不属于这两种，他是权威太足，所以懒于追求形式，延英殿地处内朝，讲完事情抬腿就能回家，去了政事堂还有各种繁琐规定。不在自己主场，终究不够舒服随意。
当然想摆这种谱，也要臣下们给面子。像是去年拜相不久的张仁愿，李潼备好餐食都请不来。不过现在张仁愿就乖巧多了，到现在看见烤肉还犯恶心。
不说延英殿的奏对情形，外朝群臣在散朝之后，仍然没有从设立勾院的震撼中摆脱出来。特别那些相关诸司官员们，他们的衙堂都已经被封锁，已经是无处可去，算是提前放了年假。
但早放假却谈不上多高兴，朝廷突然来上这么一手，搞得他们措手不及，许多事务收尾还没有完成。
特别一些本就不甚干净的官员们，这会儿更是忧心忡忡，担心被查出来问题所在，又搞不清楚朝廷此番勾检追惩力度的大小，心内自是愁肠百结、五味杂陈。
作为光禄少卿的李隆基，这会儿也是不免忧虑。光禄寺虽然不属于纯正的财司，但这届世博会负责筹办食园，也是涉事颇深。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