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挥霍国库。光是奉佛方面的开支，有时高达国家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再就是赏赐皇室和官员的钱，更是惊人。武宗即位不到一年，赏赐的钱就花去八百二十八万锭，而当时一年的国库收入仅二百八十万锭。武宗比起仁宗的挥霍来，还是小巫见大巫。仁宗一年的花费高达二千万锭。上梁不正下梁歪。皇帝大臣们如此**，下头官吏们群起效仿。官吏贪赃枉法历代都有，但在元代尤为突出。
《吴文正公文集》中说：“数十年来，风俗大坏，居官者习于贪，无异盗贼，已不以为耻，人亦不以为怪。其间颇能自守者，千百不一二焉。” 官吏要钱的名目无奇不有：部属参见要“拜见钱” ，逢年过节要“追节钱”，生辰祝寿要“生日钱”，迎来送往要“人情钱”，无事白耍称“撒花钱”，例行公事要“常例钱”，论诉官司要收“公事钱”等等不一而足。到顺帝时，因监察官职是肥缺，因而估价而给。当时不但官场**严重，而且职官设置也滥。所以当时民谣这样唱：“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军队也日益腐化堕落。到元末，军队几乎丧失了战斗力。当初追随开国皇帝们南征北战、锐不可挡的怯薛军，后来竟白天在宫门宿卫，夜晚到效外去抢劫，形同盗匪。镇戍地方的军队也不习武事，以至将官不知战阵，士兵不知挽弓射箭。
人民处于民族上层与统治阶级的双层压迫之下，为寻求活路而被迫举行起义。元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十分尖锐。我们先谈民族矛盾，元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族，采取的是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想藉此来延续他们的统治。他们把各族人民分成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制造民族矛盾，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蒙古人为第一等，他们是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拥有各种政治、经济、法律上的特权；第二等为色目人，包括西夏人、回回人、西域人和留居中国的一部分欧洲人，其政治地位仅次蒙古人。第三类为汉人，包括契丹人、女真人和原在金统治下的北方汉人。其政治地位比南人要高。比色目人要低。第四类是南人。主要包括南方的汉人和其他各民族的人。政治地位最低。各级统治机构的长官和掌实权的人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其次才是汉人，南人极少有入仕的机会。在刑法上，蒙古人、色目人、人分属不同的机关审理，量刑也极不平等。蒙古人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打死不要抵命，只要充军，而汉人打死蒙古人则要抵命。此外还规定汉、南人不得私藏兵器和围猎等。在阶级压迫上，首先表现在统治阶级对土地的兼并，并因之而造成人民的流离失所。元朝自武宗以后，土地兼并日甚一日。可以说到了疯狂的地步。泰定帝为晋王时，曾一次就捐给朝廷土地七千顷。七千顷土地不是小数目，这些土地哪来的，还不是疯狂兼并而来的。顺帝时的伯颜，他先后得到皇帝的赐田就达二万余顷。王公大臣们在兼并土地的同时，寺院僧侣也广占良田。义宗、顺宗时的大承天护圣寺前后二次就得赐田三十二万五千余顷。民间豪强地主的土地占有量也很惊人。如淞江大地主曹梦炎就有湖田数万亩，粮二百万石。福建崇安县土地的六分之五集中在地主手里。这样一来，失去土地的农民一部分成了流民，更多的成为地主、官僚的佃户，有的甚至沦为了驱口。佃户除向地主、官僚交租外，还要承受其它严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地位最低的是驱口，相当于古代的奴隶，法律规定他们“与财物同”，可以在人市上公开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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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女侠请留步》神雕部分马上就要结尾了，收藏只有四百，比之这一本书更是惨淡，小弟也找过毛病，唉，还是源于自己的文笔不好，知识不够丰富，但为了有继续写下去的动力，小弟还是想各位帮忙收藏一下，小弟一定会努力的，神雕部分结束之后便是天龙部分了，小弟尽力将天龙部分写好吧！！！！